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庚子国变的结果)
联军的逼近，北京城危在旦夕。1900年8月12日，慈禧开始频繁地召见大臣。她一面下令大臣们迅速商定防御作战的计划，一面让攻打东交民巷的清军开始猛攻使馆。1900年8月13日，她再次给南方各省发出急电，要求他们火速北上勤王救驾。此时的北京城也仿佛成了一个大军营，经过一昼夜的军事调动，清政府各种军队约7、8万人被仓促地部署在了北京城的各个角落。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在获悉俄军已经提前发起对北京的进攻后，日、美、英三国军队也随后投入了战斗。总攻开始后，战斗在北京城墙的东段相继展开，联军遭到了进入中国以来最为激烈的抵抗。到晚上9点，4支外国军队相继攻入北京的外围城墙，开始向东交民巷推进。英军占尽了先机，得到了第一个进入使馆区的荣耀。 此后，美军、俄军、日军陆续攻入使馆区，东交民巷在紧张了近2个月后被联军解围。当晚，法、奥、意三国军队从通州进入北京，至此，北京外城、内城攻防战结束，联军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皇城和紫禁城。
1900年8月15日凌晨，美军率先对皇城发动进攻，随后，联军其他部队一拥而上。但就在守城清军与联军在城墙上激战的时候，慈禧却已经跑了。
寸开泰，字晓亭，号心丹，洞坪人，生于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16岁中秀才，十二年(公元1886年)食凛饩。十四年(公元1886年)戊子科赴省乡试未售，次年中第四十五名举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公元1895年)中进士。留京任刑部六品主事，签分山东司行走。庚子变起，联军犯阙，慈禧、光绪偕百官西逃，同官劝其南行，寸开泰不为避难全身，坚留京城。待和议成，朝廷为表彰其忠节，以刑部主事加五级，授予正四品中宪大夫衔。《庚子际变诗》表达了诗人面对庚子事变,愤慨、忧虑、昂越。
当其它各国军队的指挥官们得知美军将很有可能首先进入皇宫的消息后，便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认为“继续进攻皇宫，会激怒中国人”，同时决定，为防止一国独占或先占皇宫，暂停对中国皇宫的一切军事行动。显然，真正促使列强紧急下达停火命令的原因是后者，所有人都知道，一旦皇宫的城门被攻破，那么中华帝国的宝库大门就完全地敞开了。
1900年8月16日，清军在京城各处与联军展开巷战，清军死伤惨重，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联军渐渐地将剩余的清军驱逐到了西北两方。战至晚间，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当天，各国军队指挥官下令“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北京城陷入了空前的痛苦之中。
联军攻入北京之后，作战行为演变成了一场复仇行动，按照当时在京外国人的说法就是，“此刻复仇女神来索取不可避免的报应也是常识分内的事情”。 联军贴出告示，要求平民在3日之内出城，可实际上，从破城之日起，联军肆无忌惮的大屠杀就开始了。攻克北京的联军还开始强奸妇女，他们不分老少地去奸*女性甚至逼良为娼。 伴随屠杀的是抢劫，进城后，联军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这种被认为合法的抢劫活动在德军到来后继续扩大，持续了至少8天。
中国皇宫也没能逃脱厄运，联军尽管下达了不准进攻紫禁城的命令，但却允许各国军队以“参观”名义进入，只不过这些参观者都在夏天穿上了便于藏匿物品的冬衣，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那些便于携带的珍宝上。联军在北京还烧毁了大量建筑，北京城遭到严重地破坏。 1900年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了军机大臣荣禄和大学士徐桐与户部尚书崇绮，明令他们留在北京向洋人求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跑到了保定，而那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了。她的第二道上谕发给了身在上海的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
1900年8月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100公里处的一个小县城，急于求和的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这样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诏》。
《罪己诏》实际上是在向外国人回答，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中外开战的责任这一问题。起码从内容上看，只有义和团和那些地方官僚、军队以及无知的王公大臣们才应该成为清算的对象。 1900年8月23日，慈禧起驾，继续西行准备前往山西。第二天，她再次给李鸿章发去电报，告诉他可以“便宜行事”，朝廷“不为遥制”。
列强中最先答应议和的是俄国。俄国是想要东三省，俄国在这儿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解决1896年中俄密约所没有能够解决的东三省的国境问题。所以当时一听说李鸿章要来谈判，俄国人第一个支持。俄国准备率先同中国议和的消息披露后，过去潜伏在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又重新暴露了出来。一番协调后，各国最终确定了先议和后停战的策略，而不是清政府希望的先停战后议和的办法。
同意议和的大前提确定后，各国开始围绕自己的国家利益，首先在如何对战败国的前途进行安排的问题上展开了新的较量。
俄国人对中国东北的领土野心让英国和德国走到了一起，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了一个原则协议，协议中最重要的两点内容是：第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由于俄国人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了英、德两国的建议。在确定对中国不采用瓜分的政策后，各国围绕是否接受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再次争论。
在得知列强对自己的议和全权大臣的身份产生争议后，身在上海的李鸿章给慈禧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求朝廷添派奕劻、荣禄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此举显然是想借助朝廷对上述大臣的任命，来平衡列强对自己的争议。
后来慈禧授予奕劻“便宜行事”的全权，添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但即便如此，除了俄国和美国明确表示愿接受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外，其他的国家依旧没有表态。
在各国的最高当局还没有就议和的若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之前，各国的军人们依旧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继续着战争。从1900年9月初开始，联军打着讨伐和清剿义和团的旗号开始对京郊和直隶各地进行扫荡。
1900年9月7日，慈禧发出了严加剿灭义和团的上谕，慈禧第一次明确宣布开始镇压义和团。
1900年9月10日，慈禧一行到达太原。至此，慈禧出逃后那种居无定所、食无定时的日子告一段落。
1900年9月15日，逃出已经整整一个月的慈禧再次致电李鸿章，敦促他马上北上。认为时机成熟的李鸿章便没有再等，在接到电报的当天他乘船北上，并于三天后到达了天津。
慈禧太后于1900年9月20日再次颁布了一道加力“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同时慈禧也收到了李鸿章等求惩处载漪等人的密折。1900年9月25日，她宣布惩处载漪、载勋等身居高位的主战派王公大臣，1900年9月26日，又下令将山西巡抚毓贤以义和团事件祸首之罪革职。
1900年9月30日，惶惶不可终日的慈禧下令，离开太原前往西安。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李鸿章疏通外交渠道的工作有了进展，议和之事中关于列强是否承认李鸿章为清政府全权议和大臣的问题有了突破。9月底，英国政府承认了清政府提出的议和人选。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对议和人选的问题表示了赞同。在英、法、美、俄都已经答应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的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同。
这样一来，在战争正式爆发了近4个月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准备开始和谈了。
几天后，两位议和大臣联合照会各国，提出了5条议和纲领：
1.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3.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4.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5.先行停战。
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算是对之前各国原则上都同意的那6条谈判基础的回应，由法国出面提出的那6条意见包括：
1.惩处各国公使指定的罪犯；2.禁止军火进口；3.赔款；4.建立永久性的使馆卫队；5.拆毁大沽炮台；6.允许各国在大沽至北京一线驻兵。
对照一下双方的谈判条件后就会发现，中方提出的条件离列强的基本要求相去甚远。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的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此时联军占领北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个月。对中国人提出的议和大纲，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瓦德西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
瓦德西到达北京后不久，两宫的銮驾也赶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西安，住进了陕西省衙门。安顿下来的慈禧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但是坏消息却接踵而来，前方发回的电报说，联军已经打下了保定。这个消息让她再度惊慌。 还有传闻说，京城里的洋人已经开具了一张需要“惩办”的名单，洋人警告，这些人都是从犯，为了中国的体面，首犯的名字没有提及，如果这些从犯得不到惩办，那么他们将自己去寻找首犯算账。慈禧很清楚，“首犯”指的就是她自己。
李鸿章得到了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就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于是便更加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权衡利弊。
外国人开出了除慈禧之外其他祸首的名字，李鸿章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这些洋人心中的“祸首”，以阻止联军西进和为谈判创造条件。慈禧被迫连续两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但都早到了列强的拒绝，联军司令瓦德西甚至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列强还纠缠着“两宫何时回銮”的问题。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正当李鸿章、奕劻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监理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再加上李鸿章年迈体衰，因过度劳累而病倒，这使得各国沉不住气了，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就这样，在西方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国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奕劻，列强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
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款主要内容：
十一国公使--组成联军的八国加上西、比、荷三国，在共同商讨对中国的议和大纲，这个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5年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8.削平大沽炮台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在得到慈禧批准的情况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被逼进墙角的慈禧只得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并于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三开始执行。此次惩办基本上满足了各国的要求。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企图要建立一支和英国抗衡的海上舰队，所以他提出了大概是4亿马克。 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千多万两。以上这三个国家还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而另外一些在华商业利益较多的国家，诸如英、美、日等国则害怕过多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在报价的同时主张将赔款数额保持在一个限度之内。
但是不管怎样，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了它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
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双方就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列强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1901年5月26日，百般无奈的慈禧终于回电：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着即照准。至此，议和大局已经基本形成。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千万两，9.8亿两是整个中国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最终确定的赔款数额之高让列强也不敢相信，他们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沦入了殖民地化，在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地步，最终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
总体评价：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名人评价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吴其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毛泽东：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郭沫若：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萧公权：“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1]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2]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 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国说：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王安石传》、《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