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恐怖主义(为什么说打击恐怖主义必须防止用双重标准对待恐怖主义)
目前恐怖主义已公认为全球性的问题，然而在反恐中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这对打击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是极为不利的。事实和实践证明，联合国应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发挥主导作用。
恐怖袭击和反恐怖战争已是本世纪最热门的话题。恐怖犯罪给人类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恐怖主义活动已凸现世界各地，其危害程度远远超出它的本身，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甚至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目前恐怖主义呈现全球化发展趋势，而且从目前世界反恐的局势来看，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联合国在反恐怖主义斗争中的主导地位和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一 、联合国是当今最大、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它应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恐怖主义又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天敌，反恐怖主义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斗争，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这就需要联合国发挥独特优势，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和社会等诸多领域起到协调和主导作用。但是，从当前的世界形势来看，由于美国的一意孤行，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从去年反恐斗争一开始，中国、俄罗斯、法国等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部反复强调，打击恐怖主义应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按照宪章和国际法行事，并认为应该组成一个联合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可惜的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安理会只通过1368、1373号决议声明有关国家可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美军及其盟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获取了“表面合法性”，联合国安理会丧失了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中的主控者的核心角色。 20世纪中期联合国成立后，联合国对于国际社会的法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美国绕开联合国，于2003年3月20日，不顾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愿望，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单方面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随着伊拉克战争的演进，美国的一系列强权作法，不免使某些人对国际法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尤其是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深深的动摇。联合国是无用的联合吗? 一战和二战后出现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历史表明：在巨大的挑战面前，它的地位和作用将更加彰显。二、通过联合国加强国际合作，不仅是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是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必要手段，也是国际法治的坚实基础和保障。 1、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使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具有合法性。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使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具有合法性。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明显违反国际法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第5l条关于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的规定，直接损害了国际社会的法律秩序。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任赋予了安理会。安理会是联合国唯一有权采取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然而，此次美英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两国单方面军事行动的结果，联合国安理会并未就对伊拉克动武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美国无权以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 2、事实和实践证明。联合国完全可以在打击恐怖主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9?1l”恐怖袭击事件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恐怖主义对各国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危害性。由于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跨国暴行，恐怖分子往往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组织、策划和完成犯罪，超越了任何一国单独防御和打击的能力，只有联合有关国家力量，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在打击恐怖组织及其分子方面有所作为。联合国对打击恐怖主义极为重视，在联合国框架内，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系列“防止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决议。在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在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 3、只有通过联合国。才能理性地协调利益冲突。从根本上治理恐怖犯罪。摧毁恐怖组织基地，打击恐怖犯罪分子，冻结恐怖组织的银行账号，缉拿恐怖组织成员等措施，固然是对付恐怖犯罪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分歧，理性地协调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显然难以彻底消除恐怖袭击的威胁。法国学者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曾明确指出：“持久和平既不是战胜者强加给战败者的和平，也不是超级大国赐予其卫星国的恩惠，而是全人类基于宽容和相互尊重所一致认同的和平。”如果处于优势文明的国家或地区，一直漠视或压制弱势文明群体，那么，恐怖袭击就难以根治，恐怖犯罪与反恐怖战争就还将继续僵持下去。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通观近段时间以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犯罪活动，无一不是由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的文明及文化冲突所导致的。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反恐怖犯罪的立场上观点是比较一致的，也能够相互合作和支持；但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美国居然又抛出一个“邪恶轴心国”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并有可能由此导致世界冲突或者更严重的恐怖犯罪活动。只有通过联合国，在充分考虑各国和各民族的利益的基础上，理性地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加强各区域、各国、各民族的合作的同时，更进一步加强维持世界的多极化格局，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恐怖犯罪。三、迄今为止，遏制及至消灭恐怖主义的前景仍不乐观，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安全的头等大事，国际新形势要求反恐怖主义的国际间广泛的合作，而目前联合国在反恐怖主义中的弱势作用，已远远不能满足新的国际形势的要求，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国际合作框架内采取措施，这对打击恐怖主义将具有重要作用。 1、确立联合国在“反恐”中的核心主控地位。国际恐怖主义被公认为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权威的国际政治组织，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急切地呼吁联合国应在反恐中发挥更大作用。2001年 1O月在联大关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公开辩论上，会员国就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共同打击恐怖主义问题阐述了各自立场，会议强调了联合国在这一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的确，联合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它国际组织、国家所无法取代的，反恐撇开联合国或者排除联合国的参与，是很不明智的，也不是有效的外交策略和国际政策，美国应该结合国际社会力量，摒弃单边主义，在联合国的领导、协调和筹划下，与大多数国家达成共识，才有可能达到彻底根除恐怖主义暴力活动这一艰巨的目标。“只要国际社会加强国际合作，美国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合作机制，将一国利益置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的行为的做法不可能持久，因为美国不可能孤立于国际社会而存在，背离国际合作最终也会美国的国家利益。” 2、完善国际法治。建立更为适应国际社会需要的国际法律秩序。目前，国际社会已进一步认识到了控制恐怖主义犯罪的紧迫性，国际社会也普遍希望联合国在反恐怖主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不过，关于什么是国际恐怖主义，尚无定论。而且，现行的反恐条约体系是支离破碎的，缺乏一个具备普遍权威的反恐合作的条约机制。另外，“新形势要求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应从传统的程序法方面的合作扩大到实体法方面的合作，从区域化、分散化和单一化向全球化、组织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况且，恐怖分子往往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组织、策划、和完成犯罪，或者通过跨国境活动逃避特定国家的追诉，因此，这都需要在联合国主持下，缔结一个全面的、统一的反恐怖主义公约，明确规范恐怖主义的定义，将各国力量联合起来，推进和建立国家间有效的国际合作，这对打击恐怖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采取军事行动，也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联合国安理会2001年l1月12 13通过的1377号决议强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然而，在美国“9．1l”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以来，不仅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越来越突出，而且它的许多做法违背或超越了现行的国际法准则，对国际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虽然，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控制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制定了一些反恐公约，通过了一些决议和宣言等。但现在的问题是，当前，一些国家在打击恐怖活动中，以各种理由绕开联合国采取行动的情形下，安理会根据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的安排能否有权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对一个国家采取强制行为如动武呢?联合国宪章赋予安理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安理会是维护国际和平等安全的行动机关，但没有明文规定任何关于通过安理会打击恐怖主义的表述，从实践来看，亦无安理会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先例。但采取扩张解释宪章的方法，可以揭示安理会拥有隐含权能，依据宪章第7章采取强制手段包括动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者。
恐怖主义活动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对人类社会的共同威胁。反恐怖主义活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之所在。联合国应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必须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
摘自：http://dx2.cqvip.com/hotpoint/hpt2/fkcl002.htm
如何分析冷战后国际恐怖主义上升的原因
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可归纳如下：
1.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种族的与宗教的以文化价值为分界线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孕育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
2.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帝国，它的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弱小的不发达国家的不满与仇恨；
3. 西方文化价值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是造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催化剂；
4. 全球化使经济不发达的穆斯林国家愈益贫穷，伊斯兰恐怖主义是阿拉伯国家从石油聚敛的金钱与赤贫的政治与文化落后的穆斯林国家结合而生的怪胎；
5. 美国亲以色列的中东政策激发起阿拉伯国家的反美与反犹情绪，这种反美与反犹情绪在原教旨主义中找到了极端的反映；
6. 有些穆斯林国家教育极不发达，对青少年的教育大部分由宗教学校免费提供，而这种宗教学校正是灌输原教旨主义和圣战思想的基地，正是驱使穆斯林青年追从宗教狂热的基地。
美国无论是硬权力还是软权力都是世界第一，成为冷战后惟一的一个超级大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面临的最大的战略问题是如何避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如德国杂志“Die Zeit”编辑Josef Joffe说的，美国现在与1871年统一后的俾斯麦的德国非常相似。美国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全世界花费在防务上的费用大约8千亿美元，而美国的防务支出就占3千8百亿美元，比全世界防务开支最多的14国的总和还更多。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远远超过它的盟国，因此它极易倾向于单边主义。
从实质上说，美国在许多方面的单边主义是由于其遍布全球的利益所驱使的。在美国看来，全球的安全就是美国帝国的安全。“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单边主义的外交策略极易使美国成为众矢之的。单边主义使它得罪或失去盟友和朋友。同时，它在中东的单边主义使它招来阿拉伯世界的广泛的嫉恨。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与Pew研究中心在2001年11月12日至12月13日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77%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是单边主义的。就国际反恐斗争而言，美国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多层次的联合阵线，这也需要美国实行多边主义，更多地关注共识，更多地关注别国的利益。未来的反恐战争的一段时期将是中美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
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曾经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帝国由于过度扩张而走向毁灭。对自身安全的过度关注，在军事上过度开支，是造成帝国灭亡的国内因素。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副院长Daniel Warner认为，美国目前正符合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国走向衰亡的征象。美国的过度扩张也表现在目前的反恐战争中。首先，美国将打击对象从直接肇事者扩大到其“罪恶轴心”理论所涵盖的国家。其次，这场战争的打击目标在时空上是无限的，这是一场没有地理界限规范的、没有时间规范的战争。Daniel Warner认为，苏联因为过度扩张而走向了毁灭，而美国很可能步其后尘。
西方文化价值与东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是造成穆斯林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无庸讳言，西方文化价值是人类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具有现代性的特点。一方面它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它又具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与缺陷。
对于大部分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文化十分落后的东方穆斯林民族来说，西方的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无异于洪水猛兽。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竭力抵制西方文化对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影响。在美国社会中，离婚率高达50%。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形成性解放浪潮。美国社会对性的公开性与容忍性，是传统的保守的东方文化所无法接受的。这与对性事讳莫如深的伊斯兰文化形成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无疑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同样，7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的兴起，对伊斯兰文化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中，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在塔利班统治下，妇女的处境就是一个例证。美国竟然要掀起女性主义浪潮，全然属于大逆不道了。美国的个人主义超越了东方的家庭价值，只有6%的祖父母生活在孙子辈的家庭中。这在传统的重视家庭价值的东方文化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现代资本主义无节制的工业生产，对全球的气候以及大气的生物化学功能造成极大的破坏。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仅5%，却向大气释放25%的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人们对于以自然为代价的美国生活方式产生了疑惑。这一切，无疑在文化价值上使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产生了间离，成为少数恐怖主义分子实行恐怖手段的文化动力。正如塞缪尔·亨廷顿说的，“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冷战结束后，文化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吸引与排斥的磁石。”
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将其主要的矛头针对美国，是一种狂热的宗教冲动。它所指的是其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不管美国愿意与否，原教旨主义所发动的对美国的恐怖主义带有强烈的反基督教反犹太的宗教动机。例如，汉堡一家清真寺的阿訇在向“9·11”恐怖份子阿塔等布道时，就说过，“要割裂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喉咙。”广而言之，西方面临的是一个不同的文明 －— 伊斯兰文明，而伊斯兰文明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扩张的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两个文明不可避免地处于更加尖锐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使伊斯兰文明产生一种深重的危机感。而冲突的结果之一是有些伊斯兰社会更加自我封闭，对现代性产生恐惧。一个是强者，一个是弱者，一个是先进的，一个是落后的，这决定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只能采取隐蔽的恐怖主义的手段。
全球化使有些穆斯林国家边缘化，个人与过去割离，反而趋向贫困，坠入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层。人口过剩，在财富与资源消费中的不均使世界上许多贫穷的人无法享受现代化的好处。其实，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能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创造带来的美好生活，否则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和一个国家会真正地繁荣，会真正地享受安全。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一种全球民主，应该是平等的，在全球民主的框架下，各种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不分大小，都有存在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全球化意味着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只有这种思想才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生存。
美国与拉登的对立是世界上富有者与穷人之间冲突的反映。当人群和文化被窘迫得过于无奈，极端的思想在怪异的信仰驱使下就有可能应运而生。“基地”等极端组织的根源可以在全世界被遗弃和遗忘的人群中找到答案：民族分裂和人们被褫夺公权。在现代城市化运动中，发展中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农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0月，全世界由于战争造成的难民数达1490万， 比2000年增加40万人。仍然羁留在本国内的难民数达2200万人。阿富汗和巴勒斯坦难民数分别达到400万，占全世界战争难民数一半以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这块贫穷与落后的土地上生长的。《国际先驱论坛报》与Pew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52%非美国人士认为，美国政策造成世界上贫富的差距扩大，这是这些国家反对美国的主要因素。就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而言，财富的差距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与贫穷无关。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lan Krueger认为，恐怖与贫困并无直接联系。他调查了Hezobollah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死亡的129名激进份子后发现，他们的经济水平都超过贫困线，都拥有中等或高等教育。他还发现在巴勒斯坦并不是贫困和未受教育的群体对以色列特别仇恨；而攻击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定居者却大部分是富有者。
对于从1966至1976年报载的属18个恐怖组织的350名恐怖分子的调查表明，2/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在1980年，一位埃及社会科学家访问了关在狱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发现他们都受过教育，在社会中属于上升的阶层。Daniel Pipes在《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中用证据表明中东的激进份子大多出身于中产家庭。
这是问题的一面。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即使Hezobollah激进份子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们的教育大多是在宗教学院中接受的，而这些宗教学院无异于恐怖训练营。如在巴基斯坦，贫困的孩子入宗教学校(madrashas)学习，这些学校提供免费的膳宿和书籍。正是这些学校培养了塔利班和圣战份子。
根据世界银行对1960年以后世界冲突的调查，如果经济发展，如果人口压力减少，如果10多岁的孩子有学可上，如果经济多元化，内战的可能性就减少，拉登之所以能在阿富汗生存，就因为混乱与无能的当局给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就这一点而言，恐怖与贫困有关。
Krueger认为，因为经济原因，贫困的人最可能有犯普通罪的动机，而受教育的人最可能从事恐怖主义，因为他们拥有复杂的思想并形成政治激情。然而，为了减少这种针对美国的政治激情，至为重要的仍然是减少穆斯林国家国内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促进当地政府更为开明，更为公正，更为民主。美国要更为关注伊斯兰国家人民的福利。而这一切仍然与减少贫困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为了减少国际恐怖主义，对贫困的穆斯林国家施以援助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在中东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造成阿拉伯人仇恨美国的主要原因。阿拉伯人仇视美国也不是自今日始。这种仇恨早就存在了，是根深蒂固的，特别在美国施行反恐战略后，以色列搭车，也展开了它的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反恐战争。这种以暴易暴的政策加剧了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与反犹情绪。例如，据《先驱论坛报》报道，美国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区的军事行动的支持引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国商品的抵制浪潮。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短信息号召抵制美货的组织大多是非政府组织，如学生团体，网上号召人们特别抵制麦当劳，星巴克和微软。《国际先驱论坛报》和Pew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大部分美国以外的人士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对美国以色列政策的一个反动。在中东高达95%的人这么认为。
同时，美国国内犹太裔美国人对布什态度的改变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一问题。在2000年大选时，80%的犹太裔选民选举戈尔，倾向于民主党。然而，经历了17个月之后，美国的犹太组织转向支持布什，正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Howard Kohr说的，这是因为“布什对以色列的深深的同情”。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是造成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感到屈辱与侮辱的根源。可以说，如果巴以之间不和解，未能找到双方和平共处的途径的话，如果以色列不退回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边界以内的话，那么反以色列的情绪，以及由这种情绪而衍生出来的对美国的仇恨，将延续下去，国际恐怖主义就不可能销声匿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一种反犹和反美的结合体，他们把以色列人与美国人都统称为“异教徒”，担心沙特的圣土被美国军人异教徒非神圣化，就可见其一斑了。正如“9·11”事件策划者之一Zacarias Moussaoui在自我辩护中表白的，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摧毁美国”。
有些穆斯林国家政教合一。阿拉伯人生活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受到宗教上层人士的管制。他们无法容忍自由精神，无法容忍不同的思想和人。知识缺乏与自由缺乏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痼疾。这样的闭关自守的文化环境是产生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温床，是培养追求殉道者道路的最佳环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essica Stern认为，恐怖主义领袖人物将宗教作为一种动员教民的手段，通过特殊的宗教语言来表述他们的政治与经济诉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追随者在精神上去进行一场“圣战”。他们运用宗教来传播他们的反美和反犹思想，鼓励追随者通过暴力去追求一种更高的宗教目标。而恐怖主义者之所以死命追随他们的思想有的是出于精神的、情绪的需要，有的则是由于赤贫，是出于经济的需求。他们相信，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得很不如意，在自我爆炸之后，将在“下一个世界”中获得新生。对于“下一个世界”美好生活的憧憬是这些恐怖主义份子的最高的精神寄托和驱动力。这些人一般来说在这个世界的生活十分贫穷并没有希望。他们生长在一个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是社会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精神创伤与被污辱的人生是驱使他们走向恐怖主义与暴力的精神原因。恐怖主义者往往以真主的名义行事，对于世俗的人道主义、女权主义和以个人自由为中心的西方价值观在世界上的传播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异教徒的势力在扩张，将危及他们根本的信仰。驱使恐怖主义分子进行圣战的原因在于他们所感到的无助感，他们在社会与生活中所受到的侮辱，他们的焦虑，他们对于前景的绝望。死亡成为他们在圣战中追求和崇拜的终极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跨国的调查中，有恐怖主义信仰的人对本国政府比对美国更为不满。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形成有其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与文化的原因。因此，对付恐怖主义也应有政治的一手。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来去无踪，隐藏很深，混杂在一般民众之中，政治的一手就更为重要。英国上议院议员Shirley Williams认为，在“9·11”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人期望布什总统宣布这是一次对人类的犯罪，这样可以团结全人类进行一场文明框架内的一次战争，而不是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然而，布什总统宣布恐怖主义的行为是一场战争行为，这样，这场反恐战争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反恐战争应该是两手的，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将被证明是一场花费昂贵的灾难。美国如果将打击目标扩大到伊拉克，这更会激起阿拉伯青年的反美情绪，更会激起恐怖主义的政治激情。
首先，从经济方面上分析，贫富分化的加剧是
赖以滋生的经济根源。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
”效应使国际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性质更加突出，经济落后的弱势群体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世界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扩大，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为
泛滥提供了某种社会基础。
其次，从政治方面上讲，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国际
蔓延的政治诱因。霸权主义者干涉他国内政、对别国进行经济制裁或军事打击的行为所招致的广泛不满，客观上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恐怖分子可利用本民族对外来干涉的反抗情绪，辅之宗教手段展开恐怖犯罪活动，并使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具有了某种反西方强权的色彩。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为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行径越发遭到国际社会的反感和憎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因此，美国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矛头绝非偶然。
再次，从文化方面上看，现代恐怖活动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冲突”的特点，这与西方国家强行推行西方价值观，在热点问题上奉行
，从而激发了阿拉伯世界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情绪有直接联系。
第四，从科技方面上讲，随着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知识时代的来临，恐怖主义赢得了更加便利的条件。许多现代化的高技术手段在恐怖活动中得以运用，其造成的破坏力也更加严重。
此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重要根源。两极格局解体后，许多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迅速得到释放。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宗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极端势力便活跃起来，并且以实现民族独立或高度自治为目标，以复兴宗教原初教义为旗号，以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开展活动。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有近30%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有大约25%的恐怖主义活动起源于宗教目的。[1]可见，虽然民族和宗教问题与恐怖主义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在二者间划等号，但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极易结合在一起，并且发展为暴力恐怖主义。
